在中国，首先是因为商学院或者管理学院不懂管理。这听起来像讽刺，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实情。商学院在中国是新生事物，经济学者往往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成为商学院的主宰。而来自西方的经济学，传统上是把组织看作一个黑匣子，不关心也不懂得其中的管理问题。 诺贝尔经济学奖创设几十年来，只有一个研究组织的经济学家获奖，就是赫伯特·西蒙，这可以作为经济学者不关心管理的旁证。当然，还有个原因，就是“无为”。非不能也，是不为也。不为，可能是因为重学术、轻实用。美国的商学院，一直存在“经验知识”与“学术知识”这两条路线的斗争。早期的商学院被认为学术性不强，而现在的商学院又被认为矫枉过正，脱离实际太远。 在无能与无为之上，还有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对教育的本质和大学的功能的“无知”。组织领域的学术大师、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詹姆斯·马奇说，教育的本质有三个要素：第一，对学习的信念。这是对知识的美感与优雅、受过训练的智力和学术胜任力的信仰。第二，对的追求。教育的追求就是让儿童脱离幼稚，成为。第三，乐观主义精神。教育与其说是为了成功的结果，不如说是展现人性意志的人生历程。 因此，马奇说，大学只是偶尔是个市场，它更像是寺庙。高等教育是愿景而非算计，是献身而非选择。学生不是顾客，而是侍僧。教书不是工作，而是圣礼。研究不是投资，而是见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