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晓:离开国美,2008年就开始有这个想法了。“争夺”这个词,是媒体杜撰出来的东西,争夺什么了？争夺反映在股权变化上,我的股权多了,他的股权少了,这叫争夺。这个东西没有任何变化,争夺什么呢？对我来讲,就不应该再往这个方向来跟他们去搅和,说这些话,没必要。 离开后,你希望国美怎样发展？ 陈晓:我跟他们也讲了,我离开了,希望看到这个公司平稳地过渡。我们曾经为这个企业付出过,所以不会说我有一天不在了,我就把它打死。从做人角度是不应该的。 新董事进入后,后来你就不太管公司的事了？ 陈晓:也不是不管了,实际是尽我的能力,尽我的影响力,我希望这个企业不管我在还是不在,还是希望它好。对我来讲,这是个孩子,有一个好结果总是欣慰的。评价别人的孩子、隔壁家的孩子总是容易说:孩子漂亮,孩子聪明。但是,评价自己的孩子,总是很纠结。 你的新事业开始了吗？ 陈晓:新事业不是做某一件事,也包括做投资,实际上我们看机会最大做什么。我做消费时间比较长了,这个领域比较有感悟。现在往前的这个十年是财富积累最快的十年,从消费领域看,刚性需求前期是很强烈的,买车,包括家电。哪些消费行业弹性需求有好的成长,这是我比较关注的这个部分,这有很多了,包括健康领域。 你如何看待中国的职业经理人文化和创始人文化？ 陈晓:职业经理人文化能否成长,和家族企业实际上没有什么关联,因为企业是家族的就不好了？这个企业不是家族的就好了？这不是一个标准。 文化是一个很难讲的问题,本来就是稀有物。上海就是一个很好的地方,可能和它的历史有关系,最早开放的港口,十里洋场,最早开放的市场。职业经理人文化形成比较早,上海人的教育传统都不一样,就是说找份好工作;北方都是长大以后做老板,不是打工的。 这两年你背负了太多的东西,你自己如何看待？ 陈晓:这个社会是个浮躁的社会。因为浮躁,很多人都想暴富,现在年轻人的暴富心态也很强烈,浮躁绵延到各个层面去,包括草根对所谓成功企业家的这种羡慕、忌妒、恨,这种东西就变成了病态的东西。所以心态越来越复杂,把道德、价值标准,一些起码的、人性的东西,良性的、良知的东西,都淡化了。 你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有犹豫,或者彷徨、痛苦的时候吗？ 陈晓:这不需要太陷在里面。有什么压力呢？压力就是媒体对你有压力,我们的民众对你的理解不够,这些东西反映的都不是深层的问题,不是本质的东西。深层的东西,总是摆在那里的,谁都会看清楚,不用担心的。你说为别人对你有看法,那你活着就累了？假如你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,你永远就不会累了。别人怎么想不重要。